2021年4月12日，东乡镇春耕画卷。 梁以松/摄

　　改革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，但是真理终将战胜谬误。

　　2021年4月19日，在武宣县东乡镇堡村，秧苗已经插下，正泛起浅浅绿意。70岁的老党员覃炳嵩从田里洗脚上岸，向记者讲述改革往事。

　　1979年，覃炳嵩任长龙大队文书，他主动提议“分田单干”。“36个队，只有3个队粮食产量达标，大部分靠吃补助粮，生活很困难。”覃炳嵩回忆道，集体劳动，农民评工计分，实际上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、质量，很难准确统计。有些生产队人数多、劳力少，生活困难；有些生产队人员干活懒散，存在“出工不出力”现象。

　　那时候，生产队之间相互借粮以度饥馑。覃炳嵩记得，有一个队两三年里共向他们队借走500多公斤谷子，一直还不上。在生产队会议上，有村民言及生活困难，声泪俱下表达“包单干”诉求。

　　覃炳嵩的叔父覃振灵，当时是东乡公社党委副书记，当初也是极力反对“联产承包”人员之一。覃振灵家里人口多，劳力少，自己又公务在身。这种劳力比率低的家庭，吃“大锅饭”当然更香。

　　覃炳嵩将了叔父一军：你身为党员，担着公职，不为群众着想，还怎么依靠群众、服务人民？覃振灵动摇了，转而支持群众联产承包。

　　上棉村现年75岁的黄水富，是当时长龙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他也面临两难选择——不改，社员饿肚子，劳动不积极；改，可能要被“扣帽子”。

　　“大家心里也没底，瞻前顾后。但是过够了吃不饱的苦日子，大家都想搏一把。”黄水富至今记忆犹新。1980年，长龙大队堡村、上棉两村先行改革。

　　包产到户，交够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全是自己的！堡村村委会副主任苏汝快说，1980年他当时10岁，生产队时代，小孩虽然也去给大人帮忙，但不算工分。“联产承包以后，一大早妈妈就叫我起床，跟着下地干活，很积极。后来，粮食也够吃了！”他听大人说，那时，东乡公社各户交公粮最积极，收公粮完成最快、工作最顺利。

　　那年7月19日，全县有58名共产党员直接参与“单干”。

　　真理经历实践的检验，也在讨论中越辩越明。《中共武宣县历史大事记》对那段部分领导干部与群众“顶牛”，叫群众“刹车”的过程，也有原原本本的记载——从最初的“这两股风确实与党内有关，与领导班子有关，与党员有关”“有党员直接参与或支持”，到后来柳州地区行署专员指示“各级领导一定要深入生产队搞点去，使各地都有些样板”。字句之间，透露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的日益明朗、势不可挡。

　　“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。后来，队员生产积极性提高了，粮食也增产了，水稻亩产从300公斤提到500公斤。”黄水富回忆起那段激荡岁月，心情激动，“长龙大队由于思想解放，群众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。后来，上棉8队全队33户，有19户到武宣县城买房，有14户买了小轿车。”